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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一直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因素。本文以“传统资源”为研究起点,刻画了企业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特征,并通过引入“网络资源”这一概念揭示出一个更加全面、以企业网络及其关系资本为背景的资源分析框架,完善性地拓展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论观点。
关键词：企业网络; 网络资源; 社会嵌入性; 吸收能力
【本文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2003年3月
【本文作者】：郭劲光 高静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迫于强大的竞争压力,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纷纷从对立竞争走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也因此使得合资、战略联盟、供应链伙伴关系等组织形式成为了诸多企业用来实现资源和战略共享而实施的核心战略。据统计,全球500强中有60%的企业采用了战略联盟的形式。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 TCE) 很早就为企业进行类似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的成本最优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其逻辑起点针对的是单一的企业个体,加上它没有涵盖诸如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等这类对于理解企业学习和创新过程有着非常重要价值的成本类型,因此,给它用于解释企业网络中的知识分配和知识转移等问题带来了先天的障碍;战略学者们则更加关注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相对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个是产业结构论( Industry Structure View) ,另外一个是资源基础论(Resource Based View ,RBV) 。这两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但是它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RBV 观点强调单个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那些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相应地其研究视野也局限于企业的内部。然而,事实上一个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可以从企业的外部来获得。比如,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制造型企业,它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中有55 %的价值是外购来的,而且,大部分的中间投入品都有专门的供应商来负责提供。在对供应链的研究中,Dyer (1996) 对生产率与交易伙伴专用性投资和资源共享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间的联系的确能够带来可观的关系性租金和竞争优势。
另外,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告诉我们,在进行纵向一体化或纵向分解的决策时, 一定要考虑到外部行动者所拥有的竞争资源和竞争能力, 这一点与知识基础论(Knowledge Based View) 是一致的。知识基础论认为,凡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能力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都要纳入企业自身的能力体系构建之中。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论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较之RBV 理论和TCE 理论,它们更加强调企业获取和积累资源的过程,更加强调对企业间互动行为的研究,使分析的视角转向相互联结、相互嵌入的企业网络。
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中,大企业制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例,自1879 年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以后,卡耐基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世界著名的大托拉斯相继成立,到1900 年美国已有185 个托拉斯,托拉斯成为美国经济的统治力量。而且,在“泰罗制”、“福特制”等生产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企业的发展大多集中在自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间的合作并未得到重视,大、小企业间的关系往往最终是兼并、收购、合并等形式。因此,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网络组织并未在欧美国家中出现,而是产生于日本的“分包制”。Nishiguchi (1994) 将日本分包制度看成是历史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进化的结果。
从分工的角度来讲,分工在过去主要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也是市场机制应当具有的形式。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完成了组织分工的深入和细化过程,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不仅通过市场,更多地还可以通过管理手段来实现,这一点是以前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的。回到分工的观点上,可以表述为:现代企业是逐渐从传统的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管理到跨企业分工管理的转变,跨企业分工管理实现了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再到“相互间握手”所引导的分工效率上升的逻辑,这一方面消除或减弱了市场协调企业组织之间分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科斯意义上的其他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组织之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与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概念相比,这一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向更高一层次分工的进化。在企业内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之间分工的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是现代企业组织走向网络化的核心意义。
实际上,由于网络对于个人和一般组织(不仅仅是企业)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组织行为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网络的意义,至少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已广泛用于这些学科之中。而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相比之下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况。Jarillo (1988) 指出,战略管理学者对网络概念应用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很难将网络概念放入竞争战略的一般框架之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得个人不可能完全通过合同来解决复杂问题。为了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又能使交易免受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就会寻求如层级制这种形式的非市场化组织安排。但是,非市场的组织安排不应只限于层级组织这一种类型,资源配置的复杂多样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市场和层级这两种配置资源的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存在着其他提高交易专用性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安排,Williamson 将之称为混合组织。实际上,在市场和层级之间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Ouchi 曾建议将层级划分成两个部分:“官僚制层级”和“集团制层级①”。官僚制层级以权威来实现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它一方面是一种层级制的科层组织,另一方面又具有许多开放市场的特征。其目标的一致性较低,在现实中它体现了对抗式的劳资关系;集团制层级则因其目标的一致性较强而在解决代理问题和激励机制上有着一定的优势,从而大大地减少了交易成本的支出,在现实中最接近于Williamson 的层级制组织。后来Jarillo (1988) 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将市场组织按参与成员间竞争亦或是合作的关系性质———具有零和博弈的特性还是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加以划分,将其分成了古典市场和战略网络两种类型。古典市场即是由许多自由行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Williamson 意义上的市场组织形式;战略网络则是由一个轴心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所建立的专门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层级制关系的大多数特征(相对的非结构性任务、长期观点、相对非专门化的契约) ,并几乎具有投资的所有特征。这样我们就将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从组织形式和竞争关系两个维度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在其中找到了企业网络的相应位置。
市场、网络、层级这种结构主义的划分② 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就是市场和层级之间的、Williamson意义上的中间组织或混合组织呢? 准确地讲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杨瑞龙,2001) 。Williamson(1995) 把企业层级与市场看做是治理结构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的状态是混合状态,如双方规制结构、三方规制结构等。它们的特点在于既保持了所有权的自主性,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市场的激励优势;又带有双边依赖特征,兼有企业层级的适应性的合作优势。如果单纯从表面上看,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 实质上网络化与Williamson 的混合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Williamson 的混合结构基本上是企业与市场之间带有中性特征的治理结构安排。因为,尽管它兼有企业与市场两者的优势,但是它的激励优势不如市场强烈,合作优势也不如企业强烈。而企业网络则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共享实现长期共同发展的组织制度安排。它是一种独立的、而非混合的组织状态。二是网络化中的合作不同于Williamson 混合结构中的合作。Williamson 在分析混合结构具有合作优势时是以企业内部合作为参照系进行的,也就是说,混合结构的合作优势本质上仍然是权威关系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不完全合约所产生的组织适应性的优势。但是网络化中的合作不仅仅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不完全合约,它更像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着眼于未来收益的开放性合约,对长期利益追求使得合作各方抛弃了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网络化中的合作产生的地区优势、产业能力等优势是无法单纯用不完全合约来解释的。三是,Williamson 认为企业内部的雇佣合约比混合结构更具有不完全性,企业能以更小的成本实现事后的协调。但是网络的组织安排是基于互惠和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的,它的开放特征使这种合约安排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这使得它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事后的抗干扰,而且开放合约具有的资源共享特征使它远远超出了混合结构所具有的优势。
Andrews 曾指出,企业的战略行为是它在现有的竞争资源和可获得的新机会之间权衡的结果。可是,在大量的对企业联盟(网络) 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发现,学者们比较关注的基本上还是企业的现有资源和竞争力,对于企业可获取的未来的资源和能力却很少涉猎,或是重视不足。因此,也就限制了他们对企业外部资源及其相应的企业绩效的研究视野。可以说,直到近期经济学者才开始对企业的外部社会环境资源产生了研究兴趣,并认为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不仅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将企业网络的社会结构观点应用于对企业联盟的研究(Gulati ,1998) 。企业联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网络,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进行。前者主要是分析社会网络对于联盟形成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考察联盟所累积下来的网络资源对于联盟产生的影响。在研究先前联盟的社会网络对未来联盟形成的影响时,两种角度的考察可以同时运用。正如齐美尔首先认识到的那样,社会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网络特征。无论社会环境多么复杂,展示了其他的什么维度①,它的支柱仍然是处于一定位置之上的、和其他行动者相互交往的并交换资源的行动者之间互相联系的体系。从网络的角度出发,行动者(企业) 并非是“原子式的”在完全自由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活动,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持开放系统观点的组织理论学者和结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组织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他们强调,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可以定义成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结点所构成的集合。社会关系可以是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关系等。这种观点最终可以归结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 ,通过关系网络,行动者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信息。
网络中有两种机制会使企业产生信息收益:一种源于关系嵌入性,一种源于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认为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中结点间的相互联系纽带来获取信息。一般来讲,直接连接的结点会拥有同质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密,他们之间的行动就越是默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战略行动。这将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学习和模仿,提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结构嵌入性认为网络中不同结点由于位置不同会产生信息优势的差异,处于中心位置的结点或具有更大网络密度(也称网络的可达性) 的网络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控制优势。这两方面虽然各不相同,还是有交叉的部分,比如具有结构优势的结点能够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Burt ,1992) 。另外,从结构方面看,学者们还经常将行动者所占据的网络位置与其具有的“地位”相联系。地位体现的是一种角色扮演,也就是说,处于同类地位的行动者会扮演大致相同的角色。因此,在企业网络中,行动者还可以根据网络位置来获得有关其他行动者可能采取的行动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时刻观察一个特定的企业时,它所具有的网络联系可能是多维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可能嵌入于不同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嵌入可能是全部的嵌入,也可能是部分的嵌入。而且,这些联系的强度、性质以及其间传递的信息和资源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众多的网络之间往往就是因为有了像这样的具有多重联系的企业结点而实现了网络与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使整个联系集(更大的网络) 变得异常的复杂和难以辨识。
总之,网络研究探讨了导致企业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安排及其演进的各种要素,把分析的重点从原先的注重对企业活动边界的界定、企业与市场相互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对企业内部科层组织形式的选择等,转向了对企业内部或外部能够诱导和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及其结构的研究上,提出了无论是在市场之中还是企业内部,市场原则和组织原则都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这种相互联结和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企业间复杂易变的网络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制度安排。我们认为,企业所深深嵌入的外部关系网络是影响企业行动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资源,它不仅关系企业内部现有的资源、信息的分布状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可控资源集的大小和获利能力,进而关系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企业生存能力的大小。
企业资源按照Barney(1991) 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类: ①物资资源,如物资技术、厂房设备、位置、获取材料的通道等; ②人力资源,如经验、判断能力、天资、洞察力、关系及培训体系等; ③组织资源,如正式的报告结构、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与合作系统,集团间、企业内、企业间及其与环境的非正式关系等。也有的学者将资源定义在一个较狭窄的范围内,如Daft 认为资源是企业所控制的、并能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以提高效率和效果的因素; Grant 认为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但笔者认为,这种以拥有或可控制为标准的定义,势必会忽视一些不能或不易为企业所控制的资源(或者说企业能对其施加影响的资源) ,如企业的社会认知资源及其他外部性资源;同样,如果以投入要素作为标准,则一些经投入后再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无形资源也可能被忽略。所以,以功效为目标,对资源赋予一个更宽泛的含义是可取的,即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所有事项都应视为资源。
资源基础论观点认为,资源异质性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差异化能力是维持竞争优势的源泉。我们说,在信息有限、认识存在偏见及因果关系模糊不清的条件制约下,企业关于选择和积累资源的决策是符合经济理性的。但它明显忽视了资源及市场的所有权特性,没有考虑到影响资源选择的社会环境,如企业交易、网络纽带、制度压力等,也没有考虑到此环境是怎样影响到企业差异性的。这种不足已经被许多学者认识到并加以了改进,如Rindova 和Fombrun (1999) 展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析竞争优势来源的框架:
图1 作者将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市场、资源以及宏观文化、微观文化四个维度进行了划分,按照我们上面对资源所进行的定义,可以将图1 上半部分看成是资源基础论和产业结构论所强调的会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类型,我们将其定义成“传统资源”。下半部分表明作者考虑到了社会的认知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即个体、群体对企业的释义,如解释、理解、领悟、归因、推断和预测等是如何影响战略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持续竞争优势的。当然竞争优势还将取决于外部社会认知者在产业领域对竞争条件的反应和修订,这是因为外部社会认知者的行为将影响到资源的分配、对成功的评价及产业范式的变迁,如关键的社会认知者和媒介等就能通过他们自己的解释和资源分配以影响整个产业范式的发展,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持久性。我们认为,这些人类释义层次上的影响竞争优势的资源是区别于传统资源而被拓展出来的“新资源”,是在一个企业———社会学视野下的资源类型。虽然它们早就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但却没有被纳入到正式的资源研究框架之下。与传统资源相对,我们将其定义为“网络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正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企业内外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嵌入的最终体现。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强调过程而非结果的观点,即网络是资源的触发器。
这一触发资源的过程依赖的就是行动者之间在嵌入性条件下的持续互动。到此,我们就可以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这些资源类型都纳入到一个新的被拓展了的资源框架之内,即“资源= 传统资源+ 网络资源”。网络资源是一种用来感知和实施企业战略的特殊类型的企业资源(Barney ,1991) 。不同于企业边界(法律边界) 内的传统资源,对于企业来讲它更像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代表了企业获利机会的多少。因此,网络资源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资源的形成与企业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它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也就是说,网络中前期的网络关系对于后期的网络关系(如有新网络成员的加入) 会有直接的影响。笔者认为,网络资源中最重要的两种资源类型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与吸收能力又密切相关。
我们说互动是产生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是构成企业间网络的基石。互动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交易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有效的企业社会资本就产生于良好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讲,可以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具体包括存在于雇员之间的社会资本、存在于雇员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和存在于各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和企业的横向联系。前者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联系;后者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我们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一是企业的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二是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有目的地建立起来的;三是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有一个网络规模和网络质量的问题。
近些年来,企业的竞争战略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革,以获取传统资源和分担风险为目的的企业间战略已经开始向学习和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战略发生转变。知识在企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异质性资源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Grant 等人(1995) 提出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生产的关键投入和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是知识,社会生产是在知识的引导下进行的。企业知识按其跨越时空在组织或个人之间转移的程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显性的知识,只需沟通即可转移,一旦这种知识被创造出来, 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其他使用者所使用; 另一类是隐含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这类知识存在于组织内个人的专业技能、团体的特殊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特别的规范、态度、信息处理以及决策程序之中。它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述,也难以通过沟通得以转移。正是由于隐含性知识的这些特点,才使它成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高绩效的基础(Barney ,1991) ,成为了企业网络中的特质性有价资源。但是,企业知识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并不是自发的,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来加以实现,这种能力就是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 ,即认识新知识价值、消化新知识以及将新知识应用于商业用途的能力。
一般认为,有两个因素会造成企业间吸收能力的差异:一个是以前的相关知识水平,一个是接受知识单元与知识来源单元之间的同一程度(Assimilation) 。以前具有的相关知识决定了企业对所接受知识的熟悉程度,进而影响到企业内在化与消化新知识的能力;同一性是指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流的人在特定属性,如信仰、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偏好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程度,同一程度越高,越能有效地获取、消化和运用知识。这是因为,同一程度越高,意味着行动主体间的语言系统和理解力就越相似。Nicholls2Nixon 就曾说过,企业的先前经验比起实物资产投资来讲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刘翌和徐金发(2002) 曾对跨国企业集团(母子公司) 中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进行了考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用子公司的形成方式作为度量母子公司之间知识熟悉程度的指标,用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来自母公司的人员比例来衡量母子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同一性。结果发现:公司现有知识与在当地市场所需知识之间的重叠程度越少,采用收购方式形成子公司的可能性越大。与新设组建相比,收购形成的子公司更可能创造母公司没有掌握的不可复制的知识。而且,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来自母公司比例越低,子公司对于从其他单位流入知识的吸收能力越差。
魏江和叶波(2001) 曾给出过一个开放网络式的学习机制框架,在此我们稍加改动以指导企业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知识学习和扩散:
框架的基础部分是一个公共的知识学习平台,其目的在于将各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起来从而实现学习的有序化。我们知道,在企业网络中存在着数目众多的专业化企业,尽管彼此之间拥有或近或远的某种联系,但是单个的成员就某一技术问题要在这么多的企业中寻找合适的学习伙伴无疑需要较大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 。在此情形下,与企业有着密切联系的结点企业将成为进行知识交流的首要选择。这样,就会造成网络的分割而不利于更广范围的知识学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通过一个面向整个网络的半松散组织的协调来降低交易费用将是一种逻辑上可行的方案。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半松散组织是以知识协会的形式出现的,由于网络内企业较多而且分工较细,因此协会下面设置一些更专业化的分会。分会接受总会的指导,二者之间的交流既可以经由总会也可以横向的直接进行。
通过吸收网络内相关企业加入各个分会,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学习网络平台就搭建起来了,从而克服了各自为战时的盲目和无序状态。在上述学习网络的平台之上,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学习代理机构。知识协会及其下属分会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知识学习的结构化环境,它们对于知识学习过程的支撑作用实际上是通过三种代理机构来实现的。这三种学习代理机构分别是信息交换中心、对外联络中心和知识培训中心。作为知识协会中的常设机构,其目的是辅助会员企业的知识学习。信息交换中心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他们负责接收会员提出的具体问题并在诊断后提交给其他会员,从而形成一个暂时的学习联盟就这一问题展开联合学习。一般而言,如果问题是专业性的,比如有关某个零部件的生产工艺问题,那么中心只在相应的分会中传递该信息,而若问题涉及不同的专业,则要向多个分会传递,以尽可能地促成最佳的学习组合。如果说信息交换中心是内部的信息中转站,那么对外联络中心则是连接企业网络内外的桥梁。它一方面要时刻关注外部相关知识发展的趋势并为网络内企业提供这一方面的预测;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知识的识别和获取。对外联络中心的设立旨在拓宽企业学习的渠道,避免可能的封闭性学习状况。知识培训中心主要为会员企业提供相应的知识培训服务,它开设各种培训课程,会员企业按照各自的需要选择参与。一方面,培训过程为来自不同企业的人员提供了互相交流的舞台,从而促进会员企业间的非正式学习;另一方面,培训也是外部知识内部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知识通过培训中心传输到网络内的其他企业并实现扩散。
网络研究将社会经济活动放到了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把价值判断和文化也纳入了它的视野之中,这不仅使我们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体现了一种微观、宏观的结合,这种努力很具开创性和启发性。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想把这两个层次上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范式框架的限制,难以化解两个层次分析之间的矛盾。而社会资本的引入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避免了以往一些范式中存在的个人与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以网络资源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打破了以传统资源观为基础的战略分析框架,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讨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而且,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战略结构调整以及企业的国际化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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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m23.com(2016/1/9)